在“慕马案”中落马的沈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，索取和收受黑霸刘涌等人财物，已被判刑13年零6个月。狱中的她对说她为刘涌的“姘头”不满，状告中国青年报社并索赔20万元精神赔偿案17日在京开庭。
　　焦是被百姓憎恨的贪官，但在法治社会，只要法律未剥夺她的人身权利(包括名誉权)，即使她在服刑，她都有主张自己名誉权的权利。所以，我们应抛开“踏上一只脚，痛击落水狗”的心理，看到这场名誉权官司的积极的一面。
　　不过，让人担心的是，虽然焦玫瑰状告媒体一案还未判决，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可是赢了官司的。尹冬桂因受贿获罪，一家报纸把尹冬桂比喻为“女张二江”。尹冬桂在狱中提起了名誉权诉讼，当地法院判处该报赔偿她20万元。
　　不错，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需整体加强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理念也应始终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。但是，联系时下我国舆论监督环境，对公权人的舆论约束作用的极其有限的状况，谁都会暗自吃惊：诸多新闻官司最典型的特点是以官员及公众知名人物为原告，起诉媒体及作者侵害名誉权。
　　看看美国是如何对待公权人起诉媒体的。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前北京记者站站长James．Mann称，美法律规定，官员只享有比一般公民少得多的隐私权。受到舆论监督的官员很难起诉媒体，因法律规定其必须证明记者的报道是恶意的，否则法院不受理。而“恶意”是一个很难证明的主观因素，故法院审理的这种名誉侵权案极少（7月1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
　　媒介在履行各种职能时，如果是为了社会公益之目的，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对一些官员的隐私以及某种利益的损害，我们应给予一定的容忍。因为这些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信息资源。而一旦媒体遭遇官司，记者举证的信息明显处于劣势。令人尴尬的是，我国现有法律对新闻职业的保护非常弱，在这方面没有丝毫规定。
　　其实，顺应世界舆论监督潮流是谁也挡不住的，何况我们时下对日益猖獗的贪官打击还任重道远，对贪官的公众监督力量还非常薄弱。如果再让公权人这样扭住“状纸”不松手的话，我看失去的不再仅仅是媒体的话语权，而是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